(一)雜病 兩宋時期是中國醫(yī)學史上一個高度發(fā)展的時期，尤其醫(yī)學理論研究的深化是此期醫(yī)學的一個顯著特點。這一特點也相應地反映在此期內科雜病學術的發(fā)展中。 病因病機的理論發(fā)揮 南宋醫(yī)家陳言在《三因極一病證方論》中提出著名的“三因論”還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間的密切聯(lián)系，并以之論證雜病的發(fā)病原因。如咳嗽，“要之內因七情，外合六淫、飲食、起居、房勞、叫呼、皆能單復倚互而為病?！标愌詮娬{多種因素復合性變化的思想，揭示了導致疾病產生的內涵所在，這不能不說是病因學的一個進步。 病機理論的發(fā)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趨勢，主要表現(xiàn)在對陰陽偏頗、生克等機制的強調上，雜病病機尤多體現(xiàn)，以體內陰陽的偏勝。說明了在病理上的變化和屬性以及臨床上的各種表現(xiàn)。 氣機的升降乖逆也頗受重視，如《扁鵲心書》記載脾胃損傷，升降失調，可導致怔仲。 《濟生方·吐衄》指出：“夫血之妄行也，未有不因熱之所發(fā)。蓋血得熱淖溢，血氣懼熱，血隨氣上，乃吐衄也?！睂π仄Φ牟±?，也認為是“下虛，氣上控膈”所致，與氣機的升降不無關系。 兩宋時代盛行一時的“運氣”之說，亦波及到雜病病機理論之中。如《史載之方》敘述了“夫病之所起，其來有根源，其次有傳受，其傳有刑?”的發(fā)病規(guī)律，就是臟腑間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機轉。 辨證理論的進一步系統(tǒng)化 宋以前，不少醫(yī)家則重匯集方藥的傾向較為明顯，至北宋初葉，這種情況仍然存在。而在兩宋時期，辨證理論得到了較為全面的發(fā)展，除源于仲景《傷寒論》的六經辨證和八綱辨證理論得以進一步深化外，還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運用于內科雜病的臟俯辨證理論。 北宋著名醫(yī)家錢乙博學而有創(chuàng)意，他根據《內經》五行學說及臟腑分證的理論，總結了一套以五臟虛實為綱領的辨證方法。他認為，五臟有所主之證，同時又有虛實之別。如：心主驚，為神明之府，邪氣憂心，或心臟內虛，則神失其守而發(fā)生驚悸不安。其因于邪實者，則兼有發(fā)熱、口渴、心胸煩熱等，其因于虛者，則于臥寐之中悸怯不安。錢乙雖在辨證中結合小兒生理病理特點進行論述，但仍不失為臟腑辨證綱領之雛形。 雜病的治療與“局方”的流行 成書于北宋大觀閏目的《和劑同方》(習稱“同方”)，頗能體現(xiàn)此期內科雜病的治療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體陽氣的傾向。精煉了名目浩繁的湯方，糾正了當時漫無邊際的方書流行傾向，且從廣泛的實踐經驗中，發(fā)現(xiàn)了許多有效的驗方和藥物。例如流傳至今的成藥“藿香正氣散”、“逍遙散”、“平胃散”、“蘇合香丸”、“至寶丹”、“紫雪丹”等，都來源于此書，影響十分深遠。同時，該書載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氣藥物，對促進氣機順暢有比較顯著的效果，對后世行氣藥的應用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由于書中多采取丸、散等劑型，所以應用方便，易于保存，它的流行對雜病的救治，無疑產生了積極的作用。 但另一方面，局方有偏用溫燥之弊，如治風諸門中的熱藥，幾乎全由香燥之品組成，其次更多為參、桂、烏、附、等燥熱之藥，形成了社會上喜用“暖藥”的不良風氣。同時鑒于該書是官府頒定的方書，有些醫(yī)生因循守舊，處方用藥墨守成規(guī)，以致形成泥于“局方”的流弊。 具體病證認識與臨證水平的進展 對雜病的認識水平也有所提高，表現(xiàn)在治療方法上也更豐富而有效。 水腫 宋代對水腫的認識有較多的記載，張銳《雞峰普濟方》對該病的臨床表現(xiàn)有比較詳細的描述：“項脛脈動，睡起眼浮，下如蠶臥。足脛腫，眼間冷，身重倦行，行即喘急，”指出水腫全身癥狀及肺脾腎三焦氣化失司，陰水泛濫的病理機制。并進一步闡述該病日久“積年不去”，水濕與溶血互結，“其病面目黧黑，手足逆冶，身體枯燥，肌膚甲錯，身無潤澤，漸漸贏瘦”的晚期并發(fā)癥。該書記載治療水腫方劑78首，對重癥多用丸、散，丹劑共47首，其部分方劑組成中分別含有粉霜、輕粉、水銀、雄黃、硇砂等金石藥物，重劑緩投，臨床療效肯定。 腳氣病 宋代積累了較為豐富的辨證施治經驗，出現(xiàn)了治療該病的專著《腳氣治法總要》，作者董汲對本病的病因、發(fā)病、證治方劑及內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見解。例如病因，隋唐時代均說是風毒所致，而董氏認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濕，但兼有冷熱之別。治療方法按證候、季節(jié)、地域、老少等特點進行了總結，較以前更為全面和系統(tǒng)。全書載方46首，計分總治法、尋常法、治其偏陰、治其偏陽、治老人血枯，治虛、治實、治風、治濕，風濕相兼、風濕挾虛，風濕瘴癘，兼淋閉以及外治法等。 風證 宋代對諸風病證有較全面的認識，元豐(公元1078～1085年)中太醫(yī)局學生的學習科目中，設有“風樹”，對于中風病。仲景有中經中絡中府中藏之分：許氏在《普濟本事方》中進一步分析道：“風中脈則口眼喎斜，風中府則肢體廢，風中藏則性命危?！逼渲畏ㄗプ吮揪徏保娮淙粨涞?，不省人，口眼喎斜，半身不遂等證，急則先用開關，以救急稀涎散或勝金丸催吐，“得吐即省。”醒后則依“次緩而調治”，或月千金續(xù)命湯、排風湯、風引湯等扶正達邪、怯風通絡，或用地黃灑、防風湯、防己湯等益氣養(yǎng)血、宣通經隧，或用針灸“中風十二穴”輔治之。而《圣濟總錄》則有18卷86個子目專論諸風的辨證施治。對中風病、區(qū)分閉、脫之說，始見于宋，風證作為一種大證，當時諸醫(yī)家在認識相辨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 (二)傳染病認識水平提高 宋代對傳染病的認識較集中地反映在各種《傷寒論》研究著作中。與晉唐時期主要在篇目上區(qū)分傷寒溫疫不同，宋代醫(yī)家力圖從病因、病機、證候、治療等各方面，對二者的不同進行探索。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溫熱病。事實上這正是大多數(shù)傳染病的好發(fā)季節(jié)。此期醫(yī)家們已不滿足于有用傷寒伏氣來概括所有的外感熱性病，提出了一些獨立于傷寒之外的概念，如冬溫與溫疫，并強調了它們的傳染性或流行性。為溫病學的獨立發(fā)展打下了基礎。 冬溫：冬日溫暖，人感乖戾之氣，未及時發(fā)病，至春乃發(fā)，稱為冬溫或溫毒。臨床表現(xiàn)已能指出：斑疹，如錦文，或潰爛為瘡，兼有外感熱病的一般癥狀。治療以清熱解毒透發(fā)為主，在病因和傳染特點上強調：其為感冒非節(jié)之氣為病，故人人皆感，每每成疫。 溫疫(天行溫病)：強調：四時自感乖戾之氣而成。特點是熱重于伏氣溫病，而且具有流行性，重則流行天下，次則一方、一鄉(xiāng)，或偏著一家。龐安時將其歸織成五種類型，治療均以清熱解毒為主。 由于以上三病強調了感受乖戾之氣及具有流行性，并以此區(qū)別于傷寒，所以宋代有關溫疫的理論雖然比較幼稚，且無溫病學專著出現(xiàn)，卻是寒溫分家的重要時期。宋代關于冬溫、溫疫之認識。代表了當時醫(yī)學家們對傳染病的認識水平。